走进江口沉银博物馆：品赏水底遗珍领略明代风华

“叹为观止”“每一件珍品都彰显着明代工艺的极致追求”“这体验可以给到一个大写的‘夯’”……近日，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的江口沉银博物馆正式开馆，人气火热，备受好评。

该馆紧邻江口明末战场沉银遗址，以金银器为展陈主题，包含“水落银出”“沉银解谜”“白银故事”三大常设展厅，通过7000余件文物、场景复原、多媒体和互动展项等，全方位解锁江口沉银背后的历史密码，展开一部生动立体的明代社会画卷。

开辟水下考古新路径

在岷江、府河交汇处的三角洲，矗立着一座造型独特的赭红色建筑，外墙肌理层叠，好似河床底部的红砂岩。建筑前静卧着一艘“沉船”，船上“江口沉银博物馆”几个银色大字格外醒目。

“彭山自古便是成都平原水路交通的枢纽，是文化交融的繁华之地，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。2017年至2023年，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历经6次围堰考古，发掘出大量精美文物，印证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民间传说，填补了历史空白。该考古项目先后入选‘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’和中国‘百年百大考古发现’。”彭山区委宣传部部长缪可言说。

跟随讲解员汤晔的脚步，走进第一展厅。这里完整呈现了从文物零星发现、盗掘案侦破，到科学发掘、文物保护修复的全过程。动态影像模拟水流涌动、文物出水的场景，营造出“水下探秘”的沉浸式氛围，将观众带入沉银传说。

一对石龙和石虎映入眼帘。“它们是根据真实遗迹1∶1复刻的，原件位于彭山区江口镇石龙沟。‘石龙对石虎，金银万万五；谁人识得破，买到成都府。’这首民谣流传数百年，考古发掘印证了沉银传说的部分真实性。”汤晔说。

明末烽烟四起，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率部进入四川，建立大西政权。1646年，张献忠带领满载金银珍宝的战船沿岷江南下，途中遭明朝参将杨展伏击，战败船毁，大量财物沉于江底。

民间传说和历史文献中皆有关于此事的记述，引得不少人寻觅沉银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随着银锭等文物陆续出水，江口沉银的传说再次引起世人关注。有关部门将江口一带划为文物保护单位，并大力打击盗掘、追缴流散文物。2016年，国家文物局批准抢救性发掘江口沉银遗址，考古调查和科学发掘由此展开。

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志岩介绍：“由于江口沉银遗址的特殊性，考古工作者提出了围堰考古的新思路，这一工作方法突破了传统水下考古的瓶颈，为江河遗址考古工作开辟了新路径。”

这是中国考古界首次在内陆水域进行围堰考古，通过砂石围堰、排干河水，变水下考古为陆地考古，更加安全、高效。这也是现代化考古方法和新科技手段结合的典范，运用高精度磁法、电阻率成像法、两栖地质雷达等探测手段对遗址区进行“CT扫描”，绘制3D“藏宝图”，采用RTK（一种高精度实时测量技术）精准记录文物出水位置，并在现场配备可移动的“文物医院”，及时保护出水文物。此外，还面向全国招募考古志愿者，为公众参与考古提供了平台，扩大了考古工作的社会影响力。

展厅里逼真复原了围堰考古的场景，展示了发掘工具、沾着泥土的工作服、内容翔实的考古日记等，让人感觉置身于考古现场，“亲历”考古发掘的艰辛与欣喜。观众还可以通过互动设备体验考古文保工作，如打印文物标签、给文物拍X光片、3D扫描文物等。

反映明代制度与文化

“江口沉银遗址出水文物共计7.6万余件，种类丰富，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，为研究明代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社会生活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。”江口沉银博物馆副馆长王荷说。

“沉银解谜”展厅集中展示了出水文物精品，其中，一批明代藩王遗珍价值非凡，生动诠释了明代封藩制度。

“蜀世子宝”金印在灯光照射下格外耀眼。它由龟形印钮和方形印台组成，含金量高达95%，印台边长约10厘米、厚约3厘米，印面铸篆书“蜀世子宝”。明洪武十一年（1378年），朱元璋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；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年），朱椿就藩成都。这枚金印标志着蜀王世子的身份，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珍宝。刘志岩介绍，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明代藩王世子金宝，出水时碎裂成5块，散落范围超过30米，考古队员历时半月才找齐。

另一展柜中展示了“荣世子宝”金印，为明代荣王世子所拥有。此印亦为龟形印钮、方形印台，可见明显砍切、砸压痕迹，龟钮右后部及印台左下部缺失，印面残存“荣”“子”“宝”三字。明成化十二年（1476年），明宪宗第十三子朱祐枢被封为荣王，王府选址在湖南常德。

“册封荣世子朱翊鉁”金册为明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年）所授，正面阴刻楷书，字迹清晰可辨，“荣王嫡第一子翊鉁年已长成，特封为荣世子，授以金册”。金册是明代分封制度的重要凭证，依据宗室身份等级不同，册封时分别授予金册和银册。展厅里还能看到朱翊鉁之父朱载墐和朱翊鉁被封为荣王的金册，以及册封王妃的金银册。

长沙府“岁供王府”五十两金锭重达1805克，是已知明代金锭中最大的锭型，存世稀少。由金锭内底铭文可知，该金锭为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长沙府上供吉王府的岁供黄金。1643年，张献忠攻克长沙，可能从吉王府中得到此金锭。

“钦赐崇德书院”铜印也是吉王府之物。铜印表面鎏金，长方形印台，龟形印钮，印面篆书“钦赐崇德书院”6字。“崇德书院”为吉王所建，是王府内讲学、刻书的场所。吉王府“崇德书院”本图书，校勘、版刻、用纸皆精，历来被视为珍本。这枚吉王府书院印的发现，为研究明代文化教育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。

1644年，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。重达3195克的“永昌大元帅”金印、张献忠册封嫔妃金册、“西王赏功”金银币、“永昌督理”银印等文物，都是大西政权的见证。

江口沉银遗址还出水了大批金银饰品与生活器物，映照出明代社会生活的灿烂风华。华丽璀璨的金帽顶、造型典雅的金高足杯、流光溢彩的金镶宝石纽扣、纹饰精美的金银带銙……这些文物彰显了明代匠人的高超技艺，令观众赞叹不已。

展现白银货币化历程

第三展厅“白银时代”将视野拉向更宏大的历史维度，以白银货币化为主线，梳理了中国货币从海贝、铜钱到白银的演变历程，阐释了明代中叶白银成为主流货币的动因，展现了白银串联起来的全球经贸网络。

“隆庆年造”银钱是这一展厅的重要文物。其正面铸有楷书“隆庆年造”，字体端庄，背面铸有楷书“六钱”。该币为内府银作局铸造的宫廷赏赐用钱，不用于日常流通。据介绍，隆庆年造银钱存世很少，此枚钱币是目前所见唯一背文“六钱”的隆庆年造银钱。

隆庆是明穆宗朱载坖的年号。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，穆宗宣布解除海禁，调整海外贸易政策，允许民间商人从事海外贸易，史称“隆庆开关”。这一政策让民间外贸获得了合法地位，推动了明朝经济开放、贸易繁荣，也让更多白银流入中国。

明万历九年（1581年），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“一条鞭法”，将赋税徭役合并为单一银税。此法不仅提升了税收公平与效率，也促进了白银流通，巩固了白银的货币地位。

展厅中央，由数百枚银锭镶嵌而成的“银锭山”熠熠发光，极具视觉冲击力。

王荷介绍，江口沉银遗址出水的银锭多为束腰形，常见五十两、十两等规格，底部有蜂窝状气孔，属明代典型形制。很多银锭上刻有文字，包含时间、地区、用途等信息。“条鞭银”即“一条鞭法”推行后形成的专项赋税银，因将各类赋役“总编为一条”折银征收而得名。“马舡银”专用于“马舡”（即马船）的运营维护，与漕运、军事物资运输密切相关。“牙行银”是针对“牙行”（市场中介机构）征收的专项税银，属于商业税的一种。

“大西眉州半征粮银五十两”银锭是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后征收的白银赋税实物。“眉州”是眉山市的古称，“征粮银”表明其用途。从江口遗址出水的多种大西税银可知，大西政权沿袭了明朝赋税制度。

展厅里还展示了从战国到清末民初的历代钱币，时间序列完整，种类多样。为何江口遗址能出水这么多钱币？刘志岩解释说，张献忠转战多地，所获钱币来源广泛，涵盖多个朝代和地区；江口遗址的特殊地理环境，造就了“文化层叠压”的现象，遗址中不仅有张献忠沉银遗存，还有历代文物的自然沉积。

展览的结尾，一组明代外销瓷、外国钱币与“万历号”远航场景相呼应，令人思绪万千。“江口沉银是历史的生动截面，也是文明的厚重积淀。这些沉于江底的遗珍，不仅映射出明末风云变幻，也见证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互动。”王荷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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